前 言

被告宏泰公司于2011年3月1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200万元，工商登记股东为朱炳粦、邱林开，法定代表人为崔红英，朱炳粦以货币出资110万元、占55%股权，邱林开以货币出资90万元、占45%股权。2012年5月31日宏泰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且，邱林开的股份几经转让后由崔红英所有，即2018年2月14日，宏泰公司的工商登记股东变更为朱炳粦、崔红英，法定代表人为朱桐德。朱炳粦与崔红英系夫妻关系，朱桐德系朱炳粦与崔红英之子。

原告罗尔生在宏泰公司成立前后，参与具体项目运营。2012年8月31日，罗尔生与朱炳粦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并协议书约定，双方同意共同投资持有宏泰公司55%股权，其中罗尔生20%，朱炳粦35%，罗尔生所持股份委托朱炳粦名义持有;双方按各自所持股比认缴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按各自股比和宏泰公司章程及合资合同规定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等。且，签约前后，罗尔生分别自己或指定他人向朱炳粦及朱炳粦指定接收人支付款项合计691.9134万元，已远超过按注册资本计算应当由其承担的100万元的出资额。对此，原告罗尔生诉请确认其有宏泰公司的股东资格并持有宏泰公司的20%股权，且要求办理显名变更登记等诉求。

但是，宏泰公司、朱炳粦辩称，罗尔生长达近四年的转账是因委托投资、借款等原因的众多经济往来，且没有对应100万出资款的证据,显然未实际出资，根本不具有股东资格，无权要求登记为股东。且退一步说，假设法院认定其确有出资，且由朱炳粦代持，因罗尔生未能提供公司其他股东知晓其系隐名股东的身份，以及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或认可其成为公司股东的证据，无权成为显名股东。

罗尔生与朱炳粦签订的《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罗尔生与朱炳粦共同投资持有宏泰公司55%股权，其中罗尔生20%，朱炳粦35%，罗尔生所持股份委托朱炳粦名义持有。该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故罗尔生与朱炳粦就案件所涉宏泰公司20%的股权形成委托代持股法律关系。关于罗尔生是否已向宏泰公司实际出资问题。罗尔生主张其已经履行了相应出资义务，是宏泰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提供银行转账凭证、个人借款凭证予以证明。从罗尔生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2011年1月17日至2013年5月3日期间，即双方签约前后，罗尔生通过其自己的账户及其妻子邱某的账户分多次向朱炳粦及崔红英账户转账，交易金额达4，329，134元，已远超出宏泰公司20%股权的出资额（宏泰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20%股权的出资额为100万元）。罗尔生与朱炳粦、崔红英之间的资金交易往来，应认定为罗尔生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二、关于罗尔生显名问题。罗尔生与朱炳粦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投资持有宏泰公司55%股权，其中罗尔生20%，朱炳粦35%，罗尔生所持股份委托朱炳粦名义持有。因此，罗尔生系隐名于朱炳粦名下的实际出资人，依据该协议，罗尔生不具有股东资格。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现罗尔生诉请为股东，要求宏泰公司对其所占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宏泰公司现在工商登记的股东为朱炳粦、崔红英两人，从现有证据来看罗尔生尚未取得宏泰公司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故一审法院对其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关于罗尔生是否履行了与朱炳粦签订协议所约定的出资义务问题。虽然宏泰公司成立之后罗尔生才与朱炳粦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但罗尔生始终以股东的身份直接参与了宏泰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在宏泰公司成立前即已完成了20%股权的出资。朱炳粦、宏泰公司上诉主张罗尔生提供的银行交易记录系其他经济往来，不属于宏泰公司20%股权的出资额。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朱炳粦、宏泰公司应当对其上述反驳主张提供证据，但其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其辩解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二、关于罗尔生要求对被朱炳粦代持的20%股权办理显名变更登记、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实际出资人要求显名登记需要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宏泰公司于2011年3月14日成立时的原始股东为朱炳粦（占股55%）和邱林开（占股45%），法定代表人为朱炳粦的配偶崔红英，此后，邱林开的45%股权转让给王丹阳后又转让到崔红英名下，目前宏泰公司的股权全部登记在崔红英、朱炳粦夫妇名下，因此本案纠纷涉及的宏泰公司“其他股东”仅为崔红英一人。

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在宏泰公司成立前后，以及宏泰公司在主要经营运作的连城县冠豸大庄园项目实施过程中，罗尔生始终有参与其中，切实履行了股东义务。崔红英既为公司原来的法定代表人，又是朱炳粦的配偶，并提供其本人的银行账户接收了罗尔生的出资款，对此，公司成立时的股东朱炳粦、邱林开以及法定代表人崔红英对罗尔生作为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的身份是清楚并认可的，且从未提出异议，曾是宏泰公司原始股东的邱林开亦出庭证明了这一事实。虽然基于有限公司股东人合性考虑，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并不为公司及其他股东所知晓及认可时，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关系是内部关系，对公司并无拘束力。但在本案中，隐名股东罗尔生与显名股东朱炳粦的股权代持关系已经为公司及作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的其他股东崔红英所知晓并认可，宏泰公司亦已通过允许罗尔生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行为承认其股东身份，且仅有的两个显名股东崔红英、朱炳粦夫妇与隐名股东罗尔生是长期有效合作至今，并通过共同努力已经成功取得了相关项目的土地使用权，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崔红英对罗尔生作为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的身份是清楚并认可的，原始股东丘林开的证言也证明了这一事实，据此，应当认定“其他股东”崔红英已经以实际行为对罗尔生的股东资格予以了确认。结合宏泰公司目前仅有崔红英、朱炳粦夫妇两人的股东结构以及该夫妇两人与罗尔生长期有效合作的实际情况，罗尔生要求显名工商登记并不违反宏泰公司的人合性原则，且符合双方共同投资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共同目的。综上，罗尔生要求显名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一、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缺乏证据证明。根据一、二审查明的事实，2011年3月14日宏泰公司成立及签订《共同投资合作协议书》前后，罗尔生向朱炳粦支付款项合计691.9134万元，已经远远超过了按注册资本计算应当由罗尔生承担的100万元的出资额。朱炳粦主张罗尔生向其支付的上述款项均系其他经济往来，不属于罗尔生持有的宏泰公司20%股权的出资款，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错误。首先，股东出资应将其出资款缴至公司账户，本案《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可以证实朱炳粦完成实缴出资，已经取得宏泰公司的55%股权，成为公司股东。罗尔生要求宏泰公司配合股权变更登记有依据。其次，虽然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确认还需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但本案讼争的宏泰公司股东仅有朱炳粦、崔红英，且二人为夫妻关系，崔红英对罗尔生实际持有宏泰公司20%的股权应属明知；王丹阳与崔红英的聊天记录亦可证实崔红英确认罗尔生有20%的股权由朱炳粦代持，且未提出反对意见，可以证实崔红英明知并认可代持事实。最后，在案证据可以证实罗尔生已经直接参与宏泰公司的经营管理，参与公司项目的筹划工作，崔红英并未予以拒绝或表示反对，应当认定其已经认可罗尔生的公司股东身份。

隐名股东出于种种考虑将其对目标公司的投资通过“代持股协议”隐身在名义股东身后，两者是委托合同关系，若出现冲突，只要平衡双方利益即可。而，目标公司作为公司，涉及股东、公司、债权人等各方，若出现冲突，需要在法律法规框架下，让各方利益达平衡才行。因此，隐名股东若想显名需要根据其与名义股东的关系，通过目标公司的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作为受让隐名股东权益的受让方，自然需要在隐名股东资格确认的前提下，才能诉求确认其股东资格。隐名股东的股权转让不是票据转让，票据的无因性不适用于它。

钟立明、福建坤和腾晟置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中，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中也持此观点即认为，根据上述原审查明的事实，钟立明系为林馨怡出资权益二次转让的受让方。对于林馨怡是否为坤和公司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身份的问题，景林公司及坤和公司均予否认。故在林馨怡的实际出资人身份未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情况下，原审认定钟立明直接以“股权”受让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尚不具备条件，并无不当。而且,即便林馨怡系坤和公司20%股权的实际出资人，其出资的显名化（成为登记股东）还须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钟立明作为林馨怡出资权益二次转让的受让方径行提起本案诉讼，要求确认其为坤和公司股东亦不具备股权确认的条件。

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业务部副主任

福建省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厦门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员
曾任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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